【纪实】念斌归乡路迢迢

鞠7660

八年前，正值壮年的念斌曾筹划前往罗马尼亚，和一位亲戚经营服装生意。八年后，虽然在法律上他已被宣告无罪，但当年投毒案的受害者亲属和部分乡人仍坚信他就是真凶。

正月初三，汽车载着念斌，经过平潭海峡大桥，驶向那阔别已久、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
这座连接平潭岛和大陆的桥梁是在念斌关押在看守所时修建的，2010年落成。在那之前，船是岛上的人们往来大陆的唯一工具。每逢年关，平潭的游子们便会挤在码头上，等待着渡船接他们归乡。想回家的人太多，而渡船太少，一等便是很久。


11岁那年，念斌第一次出远门，乘的就是这样的渡船。


18岁时，偷渡台湾的念斌被遣返至福州马尾，警车将他带上渡船，送回平潭。一起被送回来的，还有年少的不甘与雄心。


及至而立之年，被判处死刑的念斌被转送往福州第一看守所。彼时，心如死灰的他，也是在渡船的摇摇晃晃中离开了故乡。


如今，记忆中的码头萧条冷清，几艘渡船静泊在港内，由着锈斑爬满全身。


许多熟悉的石头房子被拆掉了，代之以钢筋混凝土。满街的西式外墙瓷砖在念斌眼中蔚为壮观。他惊诧于小区每栋楼里的电梯，他惊诧于这个小岛上竟能建起二十几层的高楼。


“现在我进平潭，像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。把我放在这里，我不懂得回家。”


发生巨变的不止是平潭。父母未能等到他的归来，在八年之间相继离世。


如今他自由了，带着一身病痛，还有无法摆脱的“杀人犯”嫌疑。


能够载他归乡的那艘渡船却早已停摆，大桥的那头不是故乡，只是个寄存了过往记忆的陌生岛屿。


获释后的首个春节



虽然抱怨着“福州不如乡下热闹”，念斌依旧将大年三十这一天视作隆重的时刻——这是八年来，念斌首个自由的除夕。


无论是平潭看守所，还是福州第一看守所，附近都不乏民居。过去八年的除夕夜，念斌就在牢房里，听着外面的鞭炮作响。


“我在死牢里很渴望这一天。我等了八年，这八年当中，每当过年的时候，陪伴我的都是铁链。”


念斌对于故乡春节的记忆，还停留在母亲曾经做过的平潭小吃——咸时。“那个小吃福州没有。”今年家人为归来的念斌准备了咸时。“第一口，就想起我母亲和小时候春节的画面。”


相传古时，平潭一位渔民含冤入狱，家人送去的饭食往往被狱卒吃光。家人只好在食物外面包上一层地瓜粉做的皮，使其看上去难以叫人产生食欲。如此瞒过狱卒，方能将食物送到亲人手中，助其熬过牢中的苦难。这种外观难看的食物，就是念斌念念不忘的咸时。


和其他中国传说一样，这个故事有着美好结局。某日，一位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，查明案情，渔民遂沉冤得雪，和家人团聚。


现实不同于传说。正因如此，传说才会成为人们的美好寄托，口口相传至今。


念斌的母亲，没有这样的幸运，她未能等到儿子走出囚牢的那天，在2014年大年三十那天过世。念斌的父亲，早在念斌被捕四个月之后，2006年底就因悲伤过度而死，临终前留下一句话：“这事要是念斌干的，千刀万剐也不冤，如果不是他干的，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。”


过往和父母一起过年的画面，不时浮现在念斌眼前。


大年三十，母亲准备年货的劳碌身影；初一，父母带着全家人到教堂做礼拜；初二，根据当地的习俗不能串门；初三，亲戚朋友们相互走动拜年，围在一起泡泡茶，打打麻将……


“现在已经回不去了，那个画面没有了，只能在我的记忆当中。”


“关在里面的人，最怕过年过节。”念斌清楚记得对自己的第一次死刑判决，是在2008年春节前作出。“当时头脑一片空白，无法接受这个判决。”


在看守所中，念斌发现了死刑执行的时间规律——多是在重大节日之前。“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是一个规律。我们见识过很多，都是过年过节前执行，在里面有亲身体会。”


与念斌同号的一名死囚，也是在年关将至时被执行死刑。“我先被判的死刑，当时他还过来安慰我。”


“凌晨6点多出去，武警进来。”念斌回忆道。“他走的时候还在笑，他放得很开。他自己说，因为他有做这个事情，以命抵命。”


当时念斌很想对他说一声“兄弟走好”。


“我的眼泪流下来，可是这句话我讲不出来。”


对姐姐念建兰而言，过去八年间的每一个节日，都充满了压抑与悲伤。和其他访民一起走上街头申冤，是节日里唯一重要的活动。


“人家大过年的，我们跟疯子一样，满大街举牌子（申冤）。只有这样，希望能引起关注，不然就石沉大海了。”


当她终于引起舆论关注之后，全国的媒体纷至沓来，她将弟弟的冤屈一次次重复。“（过去）每一次诉说，都是不断撕开（伤口）。现在说多了，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，情绪已经没有了。”


这次回到平潭，隔壁邻居告诉念建兰，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纷纷到念家老宅寻访她和弟弟。而念斌岳父家的邮箱，也塞满了各地访民寄来的信件。


念建兰提起刚过去不久的2015年元旦，“以往也是这样子，访民们一起去申冤。”今年元旦，由于弟弟的获释，她终于赖了一次床。她躺在床上刷着微博，看到福建另一起备受争议的旧案，一对年迈的父母依旧在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儿子奔走申冤，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
“我的每一年，都是这么过的。”

念斌坐牢八年，姐姐念建兰为救他，在牢外奔走八年；如今他无罪了，姐弟俩团聚后又一起在为追责和申请国家赔偿奔波。

伤痛的印记



念斌又一次被鱼刺卡住了喉咙。八年牢狱之后，在海边长大的他已经忘记了怎么吃鱼。


获释之后，身体虚弱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薄羽绒服，外出时戴着鸭舌帽，走路跟在姐姐身后，不爱说话，缺乏自信，对未来充满迷茫。


由于长期戴着戒具，脊柱受损，念斌不能久坐，走起路来，两脚并不协调。每周花在治疗抑郁症上的药钱，需要900多元。


他时常在夜里三点醒来，之后便再也睡不着，睁着眼直到天亮。“我现在很渴望能躺下，睡十几个小时再爬起来，那多舒服。几年了，我都没办法这样。”


他会时不时提起，“现在（看守所）里面”如何如何。


大年三十那天下午三点，姐姐念建兰又听见念斌自顾自地说：“现在里面开始吃年夜饭了”。在念斌的记忆中，这一天，鉴于给犯人做饭的人也要提前回家吃年夜饭，看守所里的晚饭会提前发下来，而饭菜一到手就是冷的。


念建兰很不喜欢这样突然冒出的记忆碎片，她不喜欢过去的片段再以“现在里面如何如何”的方式出现在弟弟的脑中，却无力阻止。“他的回忆，他的点滴，很多重新冒出。”


对于念斌，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，大年初一这天，他又不自觉地告诉别人，“现在里面”可以打牌。“一年之中，就这几天最开心。平时每周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打牌，其他时间都不行。”


提及自己在看守所里的工作，念斌黯淡的眼神突然多了一些光亮，语气中也出现了少有的自信。


“做满天星，就是圣诞树上挂着的一闪一闪的小灯。现在满天星什么款式我都会做。”


作为死囚的他长年戴着工字形镣铐，行动不便，看守所并不要求他工作，但如果不找点事做，对死亡的恐惧便无从排遣。“（插灯芯）消磨我的时间，我的精力不要集中在那边，那样很痛苦。做一点消磨时间，可以转移一点注意力。让自己好过一点。”


“那个洞很小，要把灯芯插进去。我习惯了，闭着眼睛都会做，必须要快。”他略带骄傲地介绍自己的熟练技巧，神似《双城记》中巴士底狱里那位只知埋头制鞋的老囚徒。


插灯芯，是念斌在看守所中为数不多的、可以独立完成的动作。念建兰曾收到过念斌从看守所里寄来的信。弟弟在信中提到，“很羡慕别人能够自己穿衣吃饭”。由于戴着镣铐，念斌洗澡穿衣都需要别人帮助。“我（2014年）8月22日回来那几天，你知道我一天洗了多少次澡吗？每天我都洗很多次，几年都没有自己洗澡了，我好高兴。”


重获自由的念斌，必须学着适应一个陌生的世界，他的双脚要适应行走，他的眼睛要适应阳光，他的舌头要适应鱼刺，他的大脑则要适应许多更复杂的东西，比如智能手机，比如微信。外面的这个世界日行千里，他已掉队太久，以至于去银行申请一张借记卡，也需要姐姐的帮助。


除了生活上的重新融入，念斌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。虽然在法律上他已被宣告无罪，但在获释10天之后，平潭公安即重新立案侦查，对念斌启动布控措施，依法限制出境，他依旧未摆脱“杀人犯”的嫌疑。当年投毒案的受害者亲属和部分乡人仍坚信不疑：念斌就是真凶！不过是钻空子的律师和爱炒作的媒体使他侥幸脱罪。


念斌被宣布无罪释放后，死者的同姓族人在祠堂门前拉出横幅，抗议法院的判决。一位族人面对媒体的镜头时，愤恨地说：“准备跟他拼了，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。”


也正是因此，念斌在获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依旧不敢回乡。直到2014年11月28日，才在姐姐的陪同下，短暂地回到平潭，祭奠父母。他步履蹒跚，伏在父母的墓碑上泣不成声。


“我告诉爸妈，这事情不是我做的。”


如果生命可以重来



如果这八年不是在牢中度过，念斌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轨迹？


八年前，念斌30岁，正值壮年，正在筹划前往罗马尼亚，和一位亲戚经营服装生意。为了准备出国材料，他特意做了一次全身体检。体检报告上的念斌，年轻、健康。


这份体检报告，最终成为了八年后念斌申请国家赔偿的重要证据。


在姐姐眼中，弟弟念斌虽然不爱读书，但从小就想闯荡世界。


11岁时，他一个人从平潭出发，前往厦门鼓浪屿，寻找住在那里的叔叔一家。


“那个时候没有高速，到厦门要一天的车程。我哥哥给我写了一个路线，我那时候胆子也很大，很喜欢到外面去。”


念建兰还记得，有一年，她和念斌在鼓浪屿一起度过了一个暑假。“每个景点都去玩，菽庄花园、日光岩……”傍晚时分，姐弟俩走在鼓浪屿安静无人的小路上，一轮夕阳燃烧着沉入海中，这成了念建兰日后时常念叨的一段美好回忆。


时至今日，漫长的痛苦与愤恨，早已将早年开朗的她磨砺成一个敏感、坚韧，甚至在旁人看来富有攻击性的女人。


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她曾对媒体坦言：“觉得自己的面相变得很凶……仇恨已经在我的脸上留下痕迹了”。


她需要这样一副面孔去“战斗”，但只要一提起小时候，即便是和弟弟之间的争吵，也会让她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露出掩不住的笑意。


弟弟念斌渐渐长大，一并成长的还有他那好奇的心。18岁那年，和平潭县的许多青年那样，念斌偷渡到了台湾卖苦力，并在机械撞床上失去了自己的一截拇指，接上之后至今无法弯曲。只要一讲起在台湾的经历，念斌依旧像个野心勃勃的少年。


一位与他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当时已有过四五次偷渡台湾的经历。朋友告诉他，台湾没有平潭这样的石头房子，台湾的房子只要用薄薄的钢筋板模就可以搭成。“我那个时候还跟他吵，你骗谁？因为我们是农村人，小时候的视线只有那么大。”


虽然不相信有板模盖的房子，但朋友带回来的台币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
“我觉得他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，不就是卖苦力嘛。我小时候很想到外面去闯。”念斌遂下了偷渡台湾的决心。


念家所处的平潭澳前镇，在岛屿的东南角，承担平潭与台湾间直航任务的高速客滚码头就设在澳前镇。距念家旧居500米便是海，“台湾离我们最近，直航台中才两个半小时。”


上个世纪90年代，在平潭曾经出现一股偷渡台湾的浪潮，像淘金热一样，许多青年将偷渡台湾视作唯一出路。


“我是1993年去的。澳前镇像我这样的“70后”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人去。”


当时偷渡往台湾的澳前镇青年一个月收入可以接近万元人民币，而偷渡的费用仅需一万七千元。


念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当时还未满18岁。“我家里当时条件比较好，我爸还开个厂。他那么小，还不需要他去赚钱。家里一直阻拦，不让他去，他非要去。”念建兰回忆。


念斌通过朋友联系上“蛇头”，然后便等着开船的通知。“具体哪一天他不告诉你，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去。某天我还在外面玩的时候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说今天晚上就要走。”


于是念斌回家取了一件衣服，便匆匆走了。


念建兰记得，当时正值梅雨季节，家里晾在外面的衣服都没干。念斌拿了件湿衣服便上路了。


“（坐的）是一只小木船。我们开出去，在公海上交接，爬上台湾的船。然后在公海上漂了一整天，等到晚上才靠岸。”


到台湾不久，念斌的一截大拇指便被撞床打断。“村里一起去的人说他的手被弄断了，我妈听得很难过，在家里都流泪了。”


在家里从未干过重活的念斌，虽然在台湾以非法身份卖着苦力，却感到自己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满足。“刚刚接触（台湾）的时候，每个东西都很稀奇，觉得台湾很好。在台湾经常一个人跑来跑去，也不认识路。就到处走走，拿着地址去问坐车，去问路。”


一年之后，念斌的非法身份被举报，他被送往位于新竹的“大陆人民处理中心”。


“全台湾抓的大陆人，统统集中关在那里，男女加起来四千多人。”由于人数众多，遣返缓慢，念斌等了8个多月才回到平潭。父母见到了阔别一年的儿子，心中喜悦可想而知。


在台湾的经历，大大开拓了念斌的视野。


二十多年后，当无罪释放的念斌站在北京地铁的一台自动投币饮料机前，念建兰以为弟弟没见过，便问他，会操作吗？


“他用眼睛白了我一眼，他说他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就见过了。”


那一年的少年念斌，漂洋过海，想看一眼外面的世界。他惊诧于这个投币之后就会掉出饮料的机器，也惊诧于台湾饮料的便宜价格，于是他把机器里的所有饮料，都买了一遍。


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念家靠着妻子一人做家政的收入，勉强维持着。念斌无比希望，自己还是当初那个闯荡的少年，一个人出远门，做苦力补贴家用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但他的身体状况显然已经做不到了。
来源：《香港凤凰周刊》